卢兆法自述3: 山东警一旅一团打完撤下来, 我们新兵补充到了三营

离开黄岛回老家

从黄岛回来没有几天，便起程离开辛安这片养育我们四年的土地和人民，往老家返。来时父亲推的那辆车子，已经破旧得不能用了，被拆碎烧火用了。往回走全家的家当，我一个人担着，一口小锅，刀、铲、勺、盆等总共没有二十斤重。顺着由辛安去灵山卫及王戈庄的公路边走边要吃的。虽然穷到这步田地，但全家人还是很高兴，因为家乡已变样，不是国民党、日本鬼子当道了，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崭新的人民政府当权。并且在广大农村实行的减租减息等土地改革，对我们穷人很有好处；再就是经过这几年外出逃荒要饭，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大的罪，但是都熬过来了，没有死在外地。虽然把三妹妹给人家，但是她也算找到了一条生路。

一天下午，到了泊里东面的一个较大的村庄，离泊里有一里多路。通往泊里的路，一条在村西头，一条在村庄的中间南头，而这一条路上行人较多，因为这天泊里逢大集，下午行人都在这条路上往回返。

我们走到村东头，母亲说：“你担着担子去村西头等我，俺从东头在庄里要着饭，到西头再一起去泊里，找个地方住下。”我担着东西顺着东西大街到村西头停下等着。结果他们从东头要到中间顺着庄前去泊里的路去了泊里，因为那条从泊里赶集回来的人很多。我还在庄西头等，时间长了他们没有来，我想一定从庄前那条路走了，天快黑了不能再等，我也挑起担子去了泊里集上。泊里集在泊里村东面的一个河滩上，北面靠着集场二三米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几个大炮楼，周围有很高的围墙，大门向南面对集场，汉奸站岗的好几个人。父亲因找我走到站岗的附近，汉奸们怀疑我父亲是八路军密探，抓去用枪托打了父亲一顿，父亲向他们再三说是找小孩的，不是干别的才放走。天已经黑了，我全家才聚在一起，找了个用秫杆搭的理发用的小棚，里面满地都是头发，地面很潮湿。全家便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往西走去，下午到达日照县的两城。这里当时是游击区。西面是八路军武工队，东面就是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活动地盘。两城西边，村村都有民兵，青年等站岗放哨，严守在村头路口，查“路条”盘问可疑人。

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家——蔡家村。结束了在外面四年多的逃荒要饭的生活。回到家，一切生活都要从头开始安排。困难依然很大。

首先把托付给别人种的地、菜园等收回来，计划如何耕种。为解决好临时生活，父母商议，还是先把过去干过的做豆腐买卖活再干起来，不图挣钱只图挣豆腐渣吃也好。

做豆腐是件麻烦事，也是力气活，母亲天天早起推磨，把豆腐做好，父亲挑着下乡卖，维持全家生活。很快到了秋天，地里有了收成，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

我回到家后，村里人就让我参加村子的“青救会”，不久，又参加民兵，还发给我一支枪。以后我经常带着枪在村里和他们一起站岗放哨。因为积极，还当了第三班的班长。这年村里开始大参军（子弟兵团），我因年龄小没能去。一九四六年，第二次扩军时，十六岁的我，就积极报名参加入伍，真像小鸟出了笼。

当时解放区，人人都在参加各种组织。

儿童团：是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少年组成，只要岁数够，就可参加，由选出的儿童团长组织领导，在村子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各种活动。如参加斗地主会，轮班拿红缨枪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查行人路条等。

青救会：由村子十五六岁以上至二十多（一般没有结婚的）男青年组成。由青救会组织领导，是民兵的得力助手，参加夜间站岗放哨、除奸、开展生产及各种斗争。

识字班：由十四五岁到二十多岁未婚的姑娘组成。她们的工作很多，除参加站岗放哨，主要是参加政治斗争和生产竞赛，做军鞋，推米磨面支援前线。因为过去农村女人识字的很少，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参加各种活动外，中午上一个小时的午校，晚上上夜校念书识字，大家伙就叫她们识字班，识字班这个名词由此而生。（识字班：指的是当时农村姑娘们的一个整体组织，后来却演变成了称呼某个未婚姑娘的代名词。）

妇救会：是由已婚妇女至五十岁的妇女组成。她们都是每个家庭的主妇，又是支援前线、推米、磨面、做给养、做军鞋、看护伤病员、送情报等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红嫂、六姐妹等就是当时沂蒙山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代表。

民兵：由十五六岁以上到三十来岁青壮年组成。它是各种斗争的先锋、骨干，配合农救会，执掌村子大权。

农救会：它是由三十岁至五、六十岁的男性壮年、老年人组成。是这个村子的中流砥柱，掌管全村大权。又是民工、民夫的主要力量。抬担架、送伤员、送弹药是以他们为主支援各个战场。

参军到部队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们当时的沂东县（沂河以东的七个区），掀起了参军高潮。提的口号是：好青年参加子弟兵团，保国、保家、保饭碗。广大的农村群众纷纷加入了这次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

当时，我们永太区的“报名参军誓师大会”就在我们村西河沿树林里召开，会场场面非常地壮观、热闹。这天一大早，参加大会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在各村子的干部组织指挥下，群众按事先划分好的、并有明显标记的范围内就坐。一面面大小红旗和用红绿纸做的三角彩旗，飘动在人群上空，像一片彩色的海洋。锣鼓喧天，响彻河沟上下，所有参加大会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精神焕发，群情激昂，好像就要奔向战场一样。

大会的主席台，是用土棒搭起的，上面用许多块从各家各户摘的门板铺好，虽然不太平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不错了。主席台中间用幕布挂好，上面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两侧用芦苇席围起，还挂有大副的标语。

来自县、区的领导和各村的干部及参军的先进代表，分坐两侧的高木凳上。区里的大会主持人，首先登台发言，紧接着县、区领导同志讲话，又接着下面各村干部和个人发言。村子与村子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展开了相互挑战比赛，看哪个村子出的兵多、质量高，到部队先立战功，喜报先寄回家乡来。各村参军人员上台亮相，个个显得精神抖擞、豪情满怀，非常激动人心；他们在台上，看着台下的父老乡亲，更加感到自豪和光荣。

这些英雄好汉们，也清楚的意识到：从现在起，不再是一位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位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就要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走向战场，为父老乡亲们去战斗，去与敌人拼杀个高低。当时，我十五岁，因为年龄小，没能参加，但是通过这次大会，‘对我的教育很大，为我后来的参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许多人在大会上的发言，真是激动人心，感人肺腑。有的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还亲自为他们戴大红花。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又一次开始扩军。这一次动员参军和上一次不一样，没有大搞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区上次出兵太多，所以这次任务就轻，没有造那么大的声势。这次在我们村里，干部们挑来选去，定了我们四位：蔡佰川、蔡兆青、胡成芬和我。

我报名参军，父母是同意的，他们虽然受了一辈子穷，没离开庄稼地，整天和黄土打交道，也逃过荒、要过饭，但他们还是“看事”的人，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人。

我去当兵，家里就少了一个主要的帮手，弟弟妹妹都小，不能帮父母劳动，无疑增加了父母生产劳动的困难和生活中的困难；但父母不担心这些，父母担心的是我年龄小，一出去就得风里雨里的行军打仗，长枪大炮的响起来，还不知会遇到什么事？可两位老人，却把担心沉沉地压在心底，没有表露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只是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孩子，去吧，咱们家乡解放了，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不就是咱八路军给打下来的吗，八路军就是咱穷人的队伍，咱不去谁去？你年轻，老在庄户地里干，也不会有出息，出去当兵，好好锻炼锻炼，说不定还会有个出息”。“出去后，好好听领导的安排，与大伙团结好，千万不能老想家，挂掂我们，那样的话，就是没有出息的人。”两位老人，虽然不会讲大道理，但是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这些话，我永远记在心里，终身难忘。

新兵集合的这一天，一起走的只有我们三个人。因为蔡佰川本来就是区里的指导员，他早就与部队带兵的同志有了接触，已经很熟了，先去好几天了。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父母和亲友，都没有出门来送我们，只有邻里们和村子的干部出来送我们，在村口，向我们挥手送别。

离开了村庄，踏着熟悉的这片土地，沿着田间小道向北走去，翻过一道岭，到了张家汪村，进了一个大杂院，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村干部领着我们，见了部队带兵的同志，作了交待后，就回去了。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却也懂得这个道理：一个普通老百姓，农民庄稼汉，一下子成为一个军人，是他一生中一次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已脱了便衣，穿上军装，放下锄头扛起枪从庄稼地里走向了战场。

我们这批新兵，大约有五六百人，编为一个新兵营，部队带队的负责人是一位团主任，叫刘云楼。

新兵汇齐后，就离开当地向西开去开始行军，天天走六七十里路，每天的行程不算多，并且都是白天，不在夜间行军，可能是因为刚入伍的新兵，组织纪律性差些，在夜间行军不好管理。几天后，我们到达莱芜境内的一个较大的村庄——水北村，大家住在一起，等待编入部队。

在我们向这里开进的过程中，常常要路过一些村庄，时常会遇到一群群八、九岁的孩子过来凑热闹，看我们路过，有时拍着他们满手泥土灰的手，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他们大部分衣着破旧，有的男孩子还光着屁股，打着赤脚，被太阳晒了一夏天的身子黑油油的，有的指着我们队伍里矮个身材的小兵，发出笑声，我心想：你笑什么？用不几年你也得当兵的，说不定我们会成为战友呢？

在某个村子上，我们遇到一位老人，嘴里含着长烟袋，坐在小木凳上看着我们路过，他拿掉嘴里的旱烟袋，问：“你们这些同志，是哪里的人？开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这一片，在外当兵的不少，所以老人对部队就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见了当兵的，爱问上几句关于部队的事情。

当时部队正在打“万德”，参战的部队还没有撤下来，所以我们只好在那个村里住下等待。

在这期间，正好我们更换军装发物资。每人一身黄棉衣、棉帽、衬衣、衬裤、毛巾、挎包等，大家感到新鲜，也很高兴。鞋子和袜子都是用手工做的，鞋子各式各样，布料、颜色和手工的做法都不一样，质量也有很大差异，袜底上、鞋垫上好多用红绿线绣上“将革命进行到底”、“胜利前进”等字样，都是广大农村妇女，在夜间小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成的，它是广大妇女们夜夜疲劳、辛苦的结晶，也深深凝聚着她们对部队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和期盼。她们虽是一般的农村妇女，除了生儿育女外，白天同样要参加生产劳动、站岗放哨、推米磨面、做给养供给部队，还得料理家务，晚上做针线活，支援前方。

被子是灰色的，两个人发一床，又薄又短，只有两人打通腿睡，有盖的没铺的，有铺的没盖的。那时我们部队确实很困难，无论吃的、穿的和用的都供不上。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满意，因为知道人民群众也很困难。

我们新兵要分配补充到当时的山东警备一旅一团。他们打完“万德”后撤下来，团部驻在吴家洼村，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十多里路。

有一天，我们吃过饭后，部队来了几位同志，把大家集合起来，按着事先分配的名单点名，接着一批一批地带走，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新兵营的同志，大部分都补充到三营去了，团直各机关单位也留了一些。我们十几个年龄小的，被统一集合在一起，编为一个“青年”班，带到吴家洼团部驻地，交给了司号排长党麦地和理发班田班长，说归他们领导，随他们行动。

这天，我们住的这个村子可热闹了。部队刚打了胜仗下来，又加上补充我们这批新兵到部队，当地人民群众都赶来庆祝、慰问。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村子里的和地方上干部，还有一些妇女、识字班。看热闹的小孩，在大人中窜来窜去。妇女们争先恐后地发挥她们的特长，给战士们洗刷、缝补衣服。下午，伙房的同志要给大家改善生活吃水饺，所以炊事班住的大院里，来往领面、柴、油、盐等物品的人不断，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

部队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住几天，又开始新的行军。我们这些新兵，跟随团部和政治处一起行动。每天天黑后开始走，天亮时分住下休息。部队有时向东走，有时又转向西去，活动在泰安以东、新泰以北、沂源以西，以及莱芜以西和南面范围之内。也就这个期间，“青年班”人员陆续被分配到了团部的各个基层单位，有的当了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还有四五个人当了司号员，我被留在理发班当了理发员。当时理发班一共四个人；田班长、新泰籍的小万、外号叫“半碗糊涂”的陈传和与我。

榜样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部队有很多英雄模范人物鼓舞着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部队在这一带活动期间，我们班田班长从政治处要了两本小画册给我看。上面印有人物的画面，下面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很适合我这样不识字的人看，因为它简单又形象，从中即能学到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又能学到文化。我如获至宝，不论行军或住下休息，一得闲，就拿出来看。

第一本是介绍我们团政治处的王喜奇同志。他年龄在四十来岁，胶东人，身材特别高大有力气，手大胳膊粗，脚也非常地大，一般没有他能穿上的鞋，他脚上穿的那双还是找人给他特做的，穿很长时间了，也舍不得扔，因为再没有第二双合适的，破了他就自己补补，所以补的层数多了，鞋就重了，他的那双鞋，是出了名的八斤半重。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部队生活艰苦，养成了他自己缝补鞋袜和衣服的习惯，还给许多同志缝补破了的衣服、鞋袜。他的挎包比别人的大，里面装着刀子、剪子、锥子、布片、麻绳等针头线脑样样俱全、应有尽有。他是节约方面的模范，是爱民和遵守纪律的模范，更是劳动模范，也是做民运工作的宣传模范。我认为王喜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从心里很佩服他。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一有机会，我就去接近他，很想学习他的好思想，好品质和好作风。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用洪亮的声音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时，他左手拿着我的右手，用右手在我手上比划着写我的名字，问我对不对，我答对时，他笑了，那笑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看的第二本画册，是介绍英雄连长何万祥的。

画册的第一页是这样的：何万祥和父亲在山坡放一群羊，父亲披一件羊皮大衣，顺着山坡侧身斜躺着身子，一只手还拿支烟袋。何万祥年纪很小，站在一旁，面向一群白羊，眼睛望向远方，天空有几朵白云，是个春天的景色。

何万祥是陕西人，家里只有他和老父亲，再没有别的亲人。当他听说，家乡来了穷人的队伍——红军时，他就偷偷地离开家乡、离开老父亲，去投奔队伍。

他本不姓何，姓朱。后来他父亲得知他的消息后，常到部队看他，何万祥就说：“当兵哪能顾那么多的家事。”他就改姓换名叫了何万祥，后来他父亲到部队再也找不着他了。

何万祥在部队里，工作积极、作战勇敢机智，随部队转战到山东抗日战场，在许多次战斗中，都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当了连长后，带领连队完成好多次艰巨、困难的战斗任务，最后在万泉山的一次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那时有支歌传唱“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无论部队和地方，大人小孩，没有不会的。

一九四七年的春节

我学了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各方面的工作都努力做好；也从那时起，我明显的感觉到：田班长有时有意多分配一些困难的活给我干。别人说：“这是有意看不起你，你是新兵，给你亏吃”。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是对我的信任、锻炼和考验，是真正的关心我、培养我。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在每天躺下之后睡觉之前，我都用几分钟的时间，对一天来做过的事情在脑子里进行一番回忆。想想哪件事、哪句话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和损失，对个人有什么刺激和伤害，以后怎样改正等。每隔七八天，最多不过十天，再来一次对这几天的总回顾，再次检查一遍。我就以这种方法和形式，来要求自己，从不间断地坚持着，转业到了地方，好多年后，还在坚持着严格要求着自己。

由于我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表现的比较好，部队在第二次驻扎莱芜口镇的蒋岭时，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前，田班长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知道共产党吧？她好不好？”当时因为年龄小，不是很懂，幼稚、害怕不敢乱说。因为那时共产党是不公开、秘密开会的，别人不知道党内活动的实际情况。我就说：“不知道，只知道当兵、打蒋介石”。后来才懂得他是在发展党员。从此以后，他不再对我提共产党的事，但仍对我进行各方面的教育，对我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睡觉总要我和他打通腿，他搂着我的脚，我就抱着他的腿取暖防寒。

后来不久我调到团供给处工作，不长时间，党组织吸收我入了党。

一九四七年的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在莱芜一带与敌人兜圈子度过的。在元旦临近时，我们团部住进蒋岭村。这个村庄较大，在莱芜城北、口镇的南面不到二里路，我们整个团直各单位都住在这个村子，人多挺热闹，每天的口哨声、口号声、出操跑步沙沙的脚步声此起彼伏。

在这儿住了时间不长，过了元旦，又开始新的行军。还是在原来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走得很远。就在临近春节时，我们又回到了蒋岭村，管理处的宋振刚宣布：不用再看房子，还是各住原房。大家都挺高兴，纷纷又都住进了原来住过的房东家，我们理发班的四位同志也一起走进村子中间街北的一个小巷里、大门朝东姓陈的那家。因为我们以前在这儿住过，房东和我们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全家人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以前我们住过的那两间东屋里。经过一番打扫，我们按原来的位置打好铺，还是小万和陈传和两人住里间，我和田班长打通腿住在外间。

因为领导说过，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还准备在这里过春节，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一住下，就争先恐后地忙着找家具使，换洗衣服清理个人卫生。大家也纷纷要求理发班的同志去给他们理发好迎接春节。

田班长开始给几位团首长轮着理，我们三个同志也开始挨着给大家理。那时，都得剃光头，不准留长发，可是那时的理发工具却是很成问题；我们四个人三把理发刀，老得“没牙”了，啃不下头发来，一把单手推子，用起来总是夹头发，一把双手德国推子，也很不好用了。班长先用了推子，我们几个只好轮流挨着用那三把很旧的理发刀子，只能勤用勤磨。

这天，我们三个小同志带着两把理发刀子，先来到炊事班。他们看到我们去给他们理发都很高兴，热情地招呼我们。因为他们热水方便，有的同志盛上热水泡头，我们就动手给他们理发。这是我第一次理发，无疑心里有些紧张和胆怯。这个班里，有一位是我们一起参军的年龄比较大的老同志他大概看出我当时的心理，就说：“不要紧，先给我理，大胆点就行。”他这么一说，我的紧张心理就放松了不少，他的意思是：先给我理，一旦理不好，也不会嫌你，因为你刚开始学手。

就这样，在他的鼓励和关怀下，我连着给三位老同志理完了，虽然理的不很好，但总没有削破皮割破头，我心里有些满意和大胆了，又开始给专管烧茶的老段理。

老段是莒县人，参军比我早一年，他个身很高，四十多岁，讲起话来，声音嗡嗡地老粗，他头皮长得很不平整，有好几个伤疤，头发都长在伤疤的里面，很难理，加上刀子不快，他的头发又很“柴”，所以理起来很费事，再说我的技术也差些，真有些发愁，不由得心里有些急躁和慌乱，一下就把他头顶上一块伤疤的突出部位削去一块皮，比黄豆粒还大点，血向外流着，我急忙用理下的头发渣给糊住，但是血还是向外渗。老段忍着头皮的痛说：“不要紧，剃头理破点皮，是常有的事，淌点血去去火才好呢。”他说得大家都笑了，别人也说剃头破点皮，出点血不要紧，能去火。我想他们说的可能真有道理，但主要的还是对我这位小兵的安慰和原谅吧。

几天来，大家都要求在春节前的几天里理个发轻松一下，讲讲卫生。有的团理发员忙不过来，师部就从我们团里抽调八九个理发员和师里的十几个同志一起，去我们东南沙河边上的那个团帮助理发。田班长也叫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去了。这是我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我们一起下到这个团的各个连队，连着去了两天，每到一个单位，同志们对我们都很热情。他们说：“你们是代表着师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来给我们理发的，我们应当谢谢首长，也谢谢你们。”

各单位还向同志们发洗衣肥皂、洗脸香皂、毛巾和鞋袜等物品，还发了津贴费，大家情绪很高；伙房还出去购买一些过春节用的各种食品物资等。我们团又让我们这些小青年，如理发班、司号排、骑兵班、通讯班等，用小木车去莱芜城前河沿边烧焦炭的小窑那里推焦炭来，分给各单位准备过春节烤火取暖用。

可就在大家积极准备过春节时，离春节还有三天的一个夜晚，却突然接到通知：紧急集合出发。

国民党李仙州部队已临近莱芜一带。我们的部队奉命向泰安方向开去。在年三十的晚上，一夜行军八十里路，天还不亮，到达省庄，部队在村头住下，管理处宋振刚宣布：“我们在这里宿营，但是大家一律不准叫老百姓的门，更不准进老百姓的家，好叫群众过个安稳年。要在场屋、闲院或草垛跟前休息，连村子也不要进，以免惊动群众。”大家纷纷散开，去找休息的地方。

我们理发班和司号排一起，在村子的西头找到一个放柴草的闲院，有几间散敞棚，里面放着许多喂牛用的牛草，大家有些满意和高兴。因为不用再打铺，解开被子就可以躺在草堆里睡觉了。我一头栽倒在草堆上，没动就睡着了。这天晚上开始行军时我就病了，全身发烧，疼痛寒冷，难受得很。但是我还是强忍着打起精神，坚持跟上队伍没有掉队，使得自己没有表现出有病的样子，别人也不知道我已经病了。

我心里想：真病的不是时候，这正是万家灯火全家团圆的年三十的晚上，要是别人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得病了，准会认为我是想家想病的。我怕别人认为我是思想病。实在不撑劲了，我才和班长说了声：我病了。然后倒在草堆上睡着了。

天亮是大年初一的早上，全村人家都早起来放鞭放炮，相互串门拜年、问候祝福，过后家家都摆酒席吃饭，喜庆新年。

我们这天早上却没有的吃。全团都是一个样没的吃。司务长找到村长，要他给我们凑饭，然后伙房烧了一锅开水。开饭了，大家都到伙房领饭吃，打开水、领咸菜和从群众家里凑起来的用豆腐渣掺上少量的高梁面或玉米面蒸的窝窝头。为什么家家都有豆腐渣做的窝窝头呢？因为过年老百姓家家都自己做包豆腐吃，渣就做成窝窝头，好打发要饭的。大家饿了，吃起来还觉得挺香。说也巧，到中午时分，班长说也病了，四个人病倒两个，和司号排的同志都躺在草堆里睡觉，没有外出，睡得很安静。当时天阴得很厚，但没有下雪，刮着北风。

那时，部队每天只吃两顿饭，下午三点钟时，阴云退去不少，露出很微弱的一点阳光，风刮得更大，大家从草堆里起来，整理各人的背包，准备做饭吃，等待天黑后行军。

这天是大年初一，早饭吃的豆腐渣窝窝头，下午饭怎样惊喜一下？司务长无处去买东西，最后从村子油坊里买到花生油，每人按四小两发，用各人自己带的面粉烙油饼吃。我们从伙房领来油盐和柴草等，借来家什和面准备烙饼，司号排长党麦地和我们班长商量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咱们两人再拿点钱，每人再加四小两油，上油坊买点加上，达到每人按八两（半斤）油烙饼吃。’大家一听都挺高兴，就一齐动手忙活，我和班长因为有病没起来。

开始因为他们火烧得不均匀，有的糊了，有的不熟，党麦地非要我起来烧火不可，因为他知道我会烧火。我从小就帮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母亲对我说过“人心要实，火心要虚”，也就是做人要实实在在的，烧火特别是碎草火中心要把它拨空，这样它得风，火就旺，草也烧得透。

晚饭过后，微弱的阳光渐渐暗淡，日头落山了，凄凉的西北风飕飕刮着，大家又抖起精神开始行军，队伍消失在寒冷笼罩的夜幕中。

简介：卢兆法，1930年生，沂南县人。年幼时逃过荒，要过饭，没能上一天学堂。1946年参军。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先后荣立二等功6次，三等功7次，工作模范1次。1963年转业到临沂粮食系统工作，1990年正式离休后，前后共用10年时间撰写出版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革命回忆录《走过的路》。